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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法院“长江大保护”典型案例

刑事案件

1.南通某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等4被告单位、被告人陆某等13人向长江支流倾倒危险废物二千余吨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2018年1月至4月中旬,被告人陆某在长江支流新江海河边经营南通某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在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情况下,经南通某化工有限公司、陆某清、盛某洪、袁某康等从中转手,从无锡、苏州等地接收南通某化工有限公司、某医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等多个单位产生的副产盐酸、废溶剂、乳化液等危险废物,并安排被告人张某平等人将接收的2254.83吨危险废物直接倾倒至新江海河内,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另有2.23吨危险废物因被查处而未被倾倒。经评估,本案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费用达1500余万元。案发后,部分被告单位、被告人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共三百余万元。

【裁判结果】如皋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单位南通某化工有限公司、被告人章某良等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仍向他人提供或者委托他人处置危险废物;被告单位南通某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被告人陆某等非法倾倒危险废物,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一审法院根据各被告单位、被告人处置、倾倒的危险废物数量、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对4个被告单位判处十五万元至六十万元不等的罚金;对13名被告人判处十个月至七年不等有期徒刑。鉴于陆某造成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且系主犯、累犯,未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等,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长江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事关生态安全,事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此,国家对长江流域河湖岸线实施特殊管控,加强对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的联防联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此类案件的办理,坚持全链条、全环节、全流程对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产业链进行打击,深挖犯罪源头,斩断利益链条。本案中,以被告人陆某等人为中心,形成了五条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产业链,向长江支流倾倒多达两千余吨危险废物,对长江流域的地表水、底泥等生态环境造成特别严重的污染。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提供、运输、排放、倾倒等环节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从重判处刑罚,对首犯陆某顶格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体现了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对于震慑潜在的污染者、服务保障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守护长江母亲河具有示范意义。

2.上海三船舶公司、潘某才等12名被告人跨省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五千余吨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潘某才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租赁南通某场地用于废油处置、销售经营。2019年1月以来,潘某才向上海某船舶公司等三家公司及李某华等人收购船舶污染物废油水8978.1吨,并指使唐某林按照含水率区别存放,以沉淀或加热的方法将其中5326.28吨废油水进行油水分离,上层废油水出售,下层废油水存在废船上,并偷排225.77吨废油水至内河。经鉴定,上述废油水为危险废物。经评估,本案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约为611万元。

审理中,多名被告人、被告单位与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自愿缴纳生态修复资金440万余元,用于生态环境修复。潘某才的家属在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委托有处置的单位将扣押的剩余废油水进行处置;为防止污染扩大,委托相关企业对扣押的船舶进行拆解。

【裁判结果】如皋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上海某船舶公司等单位、李某华等人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仍提供或委托其处置危险废物一百吨以上,造成环境污染;潘某才等人非法处置有毒物质一百吨以上,均构成污染环境罪,且系共同犯罪。根据各自的作用、情节,依法判处三被告单位罚金一百万元至二十万元不等,判处12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个月至四年三个月不等,同时没收违法所得共计111万余元。判决后,各被告单位、被告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船舶污染物中危险废物的跨省转移与非法处置。部分上游产废单位、转运单位及人员对主观明知提出辩解,法院结合职业经历、专业背景、资金流向等证据,依法认定各产废单位、转运单位及人员具有主观明知,据此对其定罪处罚。各被告单位、被告人跨省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犯罪手段隐蔽,法院准确适用司法解释,坚持全链条、全方位对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行为严厉打击,有效斩断利益链条。引导责任人缴纳生态修复费用,合法处置遗留危险废物,体现了打击与治理并重的环境司法理念。

3.被告人李某义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中华鲟案

【基本案情】2021年3月6日,李某义等人在长江口附近海域实施非法捕捞鳗鱼苗等水产品过程中,捕获中华鲟一尾。李某义辨认出该鱼为中华鲟,但未确认该鱼是否已死亡,亦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在联系出售不成后,李某义将鱼身分割成数块带回住处烹饪食用,鱼头、内脏抛入长江口水域。经鉴定,该鱼为中华鲟,系约5龄至6龄幼鱼,整体价值在19.23-37.5万元之间。

【裁判结果】如皋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李某义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非法捕捞致一尾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死亡,其行为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即使是死亡的中华鲟,也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非专门机构均无权随意处置。李某义因非法捕捞行为致中华鲟受伤后,随之产生救助义务,但其并未履行救助义务,放任中华鲟死亡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具有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间接故意。鉴于李某义具有坦白、立功、认罪认罚情节,且部分赔偿生态损害赔偿金,可从轻处罚。一审法院遂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李某义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一审宣判后,李某义未上诉。

【典型意义】中华鲟在自然状态下数量极少、濒临灭绝,被誉为“鱼类活化石”“水中大熊猫”,系我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告人李某义非法捕捞行为虽然发生在海域,但中华鲟作为长江洄游水生生物及珍稀、特有物种的代表,该案的判决对于维护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案在世界环境日前夕开庭审理,中央电视台全程直播,425万网友围观,社会反响良好,获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批示肯定。该案将失去生命体征的中华鲟等同于活体予以刑法保护,弥补了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活体保护与制品保护之间的法律空白,彰显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长江非法捕捞行为的坚定决心,增强了社会公众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的意识,提醒社会公众依法保护、积极救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同时,对如何避免此类事件发生、提升环境资源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贡献了司法智慧。

4.水政监察工作人员毛某受贿、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充当盗采江砂“保护伞”案

【基本案情】2020年10月至12月期间,毛某利用其担任靖江市水政监察大队副大队长的职务便利,为朱某兵等人在案件处理、工程监管、提供信息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2.2万元。在此期间,毛某明知朱某兵、杨某凯、吴某才等人利用改装的“三无”采砂船在靖江、如皋交界处长江水域非法采砂,仍向朱某兵等人泄露值班巡查、专项整治行动等信息,为不法分子非法采砂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其逃避处罚,造成6万余吨江砂被盗采的严重后果,涉案江砂价值300余万元。

【裁判结果】如皋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毛某身为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中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具有查禁犯罪活动的职责,其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方便,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构成受贿罪。结合毛某的坦白、积极退赃等情节,对其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五万元。判决后,毛某未上诉。

【典型意义】长江非法采砂活动严重影响河势稳定,危及防洪、供水、航运和基础设施安全,危害生态环境,而其背后“保护伞”的放任、纵容,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给打击盗采江砂违法犯罪活动增加了难度。遏制盗采江砂违法犯罪,必须对其背后的“保护伞”毫不手软、重拳出击,才能保证母亲河长江河清江晏。该案是如皋法院首例严惩环境资源违法犯罪“保护伞”的职务犯罪案,本案的判决,彰显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等破坏环境资源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同时警醒公职人员筑牢廉政防线、依法规范履职,共同为长江大保护做出应有的贡献。

5.吴某才、杨某凯等5人改装隐形采砂船盗采江砂6万余吨非法采矿案

【基本案情】2020年4月吴某才、杨某凯、朱某兵经事先商议,由杨某凯主要出资、吴某才部分出资,购买了一艘废旧货船并改装成隐形“三无”采砂船;被告人朱某兵负责联系执法人员毛某获取执法信息以确定非法采砂的时间;吴某才负责组织人员采砂,并联系魏某祥、魏某中等运砂船主及浮吊市场人员进行销赃。吴某才、杨某凯、朱某兵三人约定“利润”分成比例。是年10-12月间,三人伙同魏某祥、魏某中等运砂船主,在无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在长江如皋、靖江交界处禁采水域盗采江砂37次计6万余吨,并通过何某洪等浮吊船主进行销赃。江砂价值共计300余万元。

【裁判结果】如皋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吴某才、杨某凯、朱某兵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擅自在长江禁采水域非法采砂,情节特别严重,均构成非法采矿罪。三被告人与魏某祥、魏某中分别共同故意实施犯罪,系共同犯罪,且均为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魏某祥、魏某中在主犯中作用相对较小,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朱某兵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遂对五被告人以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至五年九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0-30万元不等,没收违法所得71.23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0.77万元,没收“三无”采砂船一艘、对讲机4台。判决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在长江全面禁止采砂,打击非法采砂呈高压态势的情况下,仍有极少数不法分子面对暴利诱惑,铤而走险,采取改造隐形砂泵船、非法获取执法信息、“采、运、销”对接、伪造江砂来源等各种“隐形化”手段牟取非法利益等,增加了打击违法犯罪的难度。本案涉及盗采江砂6万余吨、价值300余万元,情节特别严重,采取贿赂执法人员的方式,企图逃避监管和处罚,手段恶劣。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和裁判,对各被告人均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高额罚金,追缴全部违法所得,没收犯罪工具,有效震慑了非法采砂违法犯罪行为,也为有效应对“隐形化”非法采矿犯罪活动提供了思路。

6.王某波、韩某兵等3人充当“黄牛”非法采矿案

【基本案情】2021年1月间,王某波明知长江水域禁止采砂,在未取得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分别伙同韩某兵、高某厚等人在长江靖江禁采水域盗采江砂。王某波与韩某兵共谋,由韩某兵联系张某东驾驶三无采砂船盗采江砂。王某波又与他人共谋,安排货运船运砂。经王某波联系,高某厚明知王某波等人的江砂系从长江盗采所得,仍然提供江砂合法来源证明,致使江砂得以销售。王某波还联系码头卸货,结算销砂款。王某波、韩某兵共参与非法采砂3次,盗采江砂21800吨,价值102.46万元。高某厚参与非法采砂2次,盗采江砂15000吨,价值70.5万元。

【裁判结果】如皋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王某波、韩某兵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擅自在国家禁采区非法采砂,情节特别严重,构成非法采矿罪。高某厚经事前共谋,明知是犯罪所得仍提供非法江砂来源证明予以掩饰、隐瞒,构成非法采矿罪,且系情节特别严重。遂依法判处三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判决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系因江上“黄牛”积极牵线引发的盗采江砂案,反映出此类案件所呈现的“作案手段多样化、犯罪模式新型化、作案主犯隐形化、犯罪对象合法化”等新特点。王某波、韩某兵虽然未直接实施采砂、运砂、销砂等行为,却是整个非法采砂链条的串联者,被依法认定为主犯。高某厚提供虚假证明的行为使得非法采砂的目的得以实现,被依法认定为共犯。本案的判决,彰显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非法盗采江砂行为的决心和力度,对于深挖犯罪源头,斩断利益链条,不断挤压和铲除此类犯罪滋生蔓延空间,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7.潘某平等7人“捕、运、销”一体化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基本案情】2021年5-6月间,潘某平明知长江处于禁渔期,仍驾驶渔船并安排周某、周某海使用底扒网在长江启东段连兴港附近水域非法捕捞11次,捕捞渔获物292.5公斤,渔获物由查某等人收购、运输、销售至冯某军处。施某兵、张某、纪某锋根据查某安排,将潘某平及其他渔船主非法捕捞的渔获物运输至冯某军处。冯某军明知该5380.5公斤渔获物系非法捕捞所得,仍然帮助销售。经鉴定,潘某平等人非法捕捞所用的底扒网系禁用渔具。审理中,各被告人缴纳生态修复费用共14万余元。

【裁判结果】如皋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潘某平等六人等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伙同他人在长江流域禁渔期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冯某军明知渔获物是非法捕捞所得而代为销售,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遂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潘某平等六人判处拘役四个月至有期徒刑一年不等,部分适用缓刑;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冯某军有期徒刑二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判决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系长江流域全链条打击“捕、运、销”地下产业链的刑事案件。本案的判决彰显了人民法院重点打击团伙性、职业性、产业性危害长江生物资源犯罪的决心,同时警示潜在的不法分子,切勿心存侥幸、触碰长江“十年禁渔”法律红线,否则必将受到严惩;同时,为全面营造“水上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社会氛围贡献了司法力量。

8.李某洛等4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20年5月至6月间,李某洛明知长江处于禁渔期,仍与施某辉、曹某军等人共谋,由施某辉确定非法捕捞的时间,李某洛驾驶渔船并安排姜某、李某来、孙某铭多次使用禁用渔具底扒网在长江启东段连兴港附近水域进行非法捕捞,捕获渔获物约1615公斤,价值177664元。经专家评估,李某洛等4人在长江禁渔期内使用禁用渔具,对正处于繁殖季节的鱼类进行捕捞,对长江渔业资源及水域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损害,需赔偿生态和渔业资源损失费、评估费等共计538992元。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如皋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李某洛等4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长江禁渔期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均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遂对主犯李某洛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对从犯姜某、李某来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拘役五个月,适用缓刑;对从犯孙某铭单处罚金。判令李某洛、姜某、李某来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在各自参与的范围内连带赔偿生态资源损失。判决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系非法捕捞水产品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保护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水域生态环境,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环境资源审判的重要任务。李某洛等人的非法捕捞行为,破坏了长江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平衡,损害了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法院在通过刑罚对被告人进行严惩的同时,还判决其赔偿生态资源损失,确保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严惩非法捕捞等危害水生物资源犯罪、切实推进长江水域生态保护修复的司法担当。

行政案件

9.原告周某洋不服扬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批复及扬州市人民政府复议决定案

【基本案情】2016年12月30日,原告周某洋租赁位于扬州市某装饰城A1幢601号房屋用于建材经营,租期十年。2020年5月,扬州市生态环境局作出环评批复,同意江苏某医疗养老管理有限公司报送的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该项目为扬州某康复医院,位于装饰城A1幢一至五楼。周某洋认为该《批复》程序违法、事实不清,向扬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扬州市人民政府审查后维持上述批复。周某洋不服上述行政批复及行政复议决定,诉至本院。

【裁判结果】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现场进行实地勘察,该康复医院已实际经营并收纳康复病人及养老人员。如皋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周某洋系案涉审批意见的重大利害关系人,扬州市生态环境局剥夺了其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系程序违法。复议决定未考虑上述利害关系,亦不合法。考虑到案涉批复并无其他不当,且康复医院已实际经营,如撤销该批复会影响康复患者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安全,有损社会公共利益。故判决确认扬州市生态环境局作出的案涉行政批复违法,撤销行政复议决定。

【典型意义】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应当坚持的原则之一。行政机关在实施环评批复等涉及重大利害关系人或者公共利益的行政许可时,应当依法保障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利及公共利益。否则,可能会因违反法定程序而被撤销。人民法院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还需考量撤销行政行为是否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本案在法律框架内认定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为了充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仅判决确认违法,未撤销行政行为,既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监督,更凸显了司法保障民生福祉、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裁判理念。

民事案件

10.原告赵某强与被告岳阳市中顺物流公司、中国人保岳阳分公司等五被告污染环境损害赔偿案

【基本案情】被告利田公司向亚王公司购买30余吨丙二醇,由中顺公司的半挂牵引车运输至利田公司,途中在扬州启扬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致丙二醇流入高速公路两侧农田和水沟,污染原告所经营的鱼塘水源,养殖鱼类死亡,原告主张五被告赔偿损失达200.73万元。审理中查明,原告赵某强的鱼塘距事故发生地1公里之外,其事故发生后第5天给鱼塘进水,后养殖鱼虾蟹陆续死亡。经鉴定,系外源性物质介入导致鱼类非正常死亡。经咨询专家,专家认为丙二醇毒性不大,且容易被吸附,越远的地方损失会越小。

【裁判结果】如皋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丙二醇泄漏后因暴雨进入高速公路两侧水体。虽然丙二醇本身毒性不大,但进入水体后增加了有机物,对水生生物有一定的影响。各被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丙二醇泄漏与原告养殖鱼类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结合专家意见,酌情认定丙二醇致原告养殖水生生物死亡的因果关系参与度为50%。原告作为鳜鱼养殖大户,应当知道鳜鱼对水质的敏感程度,但其未确认养殖水源河流水质安全,大量向鱼塘进水,导致丙二醇进入鱼塘,且事后仍投放大量饵料,扩大了自身损失。衡情减轻污染者物流公司40%的赔偿责任,由污染者物流公司赔偿与丙二醇有关的损失512617元中的60%计307570元,其余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鉴于物流公司已投保道路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保险,遂判决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307570元。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后撤回上诉。

【典型意义】环境污染损害由于其技术性强,兼具隐蔽性、长期性、复合性等特点,损害数额甚至损害本身的确难以证明,因此,在认定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赔偿数额时适用酌定制度不失为实现公正与效率诉讼价值的有效路径。本案中,原告养殖鱼类死亡的损失虽有证据,但缺乏客观性及市场性,法院参考评估报告,结合环境污染的复杂性,从损害发生的原因力、损失的合理性、原告自身的过失等方面酌定损害赔偿数额,对原被告的权利与义务作出合乎理性的判断。该案的判决对环境司法领域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当然,损害赔偿数额的酌定终究是无奈之举,它不应成为当事人和法官逃避之所,利用法律所允许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尽力提供客观证据、查明案件真实仍是诉讼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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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慧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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