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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两译《贝多芬传》

□老张

《文汇报》“笔会”曾刊出了彦秋的作品《李叔同、鲁迅与贝多芬》。此文引用《贝多芬在中国的接受史初探》,肯定了李叔同、鲁迅两位先生是将贝多芬引入中国的先知先觉者。贝多芬入华史中,还有一位翻译家最不该忘记。他就是傅雷先生,一度两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至于傅先生为何重译《贝多芬传》,又如何持之以恒地传播贝多芬的才品?可能当下鲜有知者,即使《贝多芬在中国的接受史初探》一文也未曾仔细探究。

《贝多芬传》成书于20世纪初。1927年3月,罗曼·罗兰为《贝多芬传》作序,随后又在巴黎再版。同年,傅雷有幸初读了《贝多芬传》。时年他不足20岁,却有少年老成的读后感:“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1942年《贝多芬传·译者序》)。“教训”和“信念”成为傅雷心中“贝多芬的启示”。源自“不敢自秘启示”,傅雷在“十年前就迻译了本书”,即1932年,24岁的傅雷完成了《贝多芬传》的初译(《贝多芬在中国的接受史初探》记为1931年,有误)。

初译本未能付梓,也为傅雷重译《贝多芬传》埋下了伏笔。他在1942年《译者序》中留下了一段重要的附注:《贝多芬传》“初译稿,成于1932年,在存稿堆下埋藏了几有十年之久——出版界坚持本书已有译本,不愿接受。但已出版的译本绝版已久,我始终未曾见到……把少年时代幼稚的翻译习作一笔勾销。”“已有译本”当指杨晦的《悲多汶传》,转译自Constance Hull的英译本,1927年7月已由北新书局发行。此书印数区区2000册,因而流传未广,“绝版已久”,傅雷“未曾见到”。另一方面,傅先生又认为初译属于年少译作,是“幼稚的”,须要重译。

至于再译时间选定1942年更有深刻的理由。出于公心,傅雷在《译者序》中直言不讳:“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由于这个动机,我重译了本书。”1942年,中国大地兵连祸结,日军大肆清剿,国民党放肆腐败,抗战进入极为困难的相持阶段的后期。于是傅雷有心将《巨人三传》译成中文,引入伟人们的“大勇大智”,一扫“中国上空的阴霾”。出于私因,贝多芬早已成为傅雷青年时期的人生灯塔。正如译者在序中直抒胸臆:“……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不难想象,傅雷是怀着感恩的心情、谦卑的态度重译了《贝多芬传》。

同在1942年,傅雷还撰写了《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在解读贝多芬的音乐作品的同时,他首先强调《贝多芬与力》,大加赞赏贝多芬的人格魅力——“体格的力”和“道德的力”。《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最终作为“附录”,与重译《贝多芬传》在1946年4月由骆驼书店初版3000册。对于贝多芬文化的广泛传播,此书厥功至伟。至1949年3月,骆驼书店第5次印刷《贝多芬传》,总印数已达11000册。同年11月,上海三联书店再印1000册《贝多芬传》。时至今日,另有人民音乐、中国青年、四川人民、安徽文艺诸多出版单位一印再印傅译《贝多芬传》,由此贝多芬文化在中国经久不衰。

即使在傅雷先生最艰难的晚年,他依然不忘贝多芬。1960年2月1日,他去信傅聪,附上数篇自译的“音乐笔记”,其中就有《舒伯特与贝多芬的比较研究》。关于“贝多芬的力”,傅雷译有贝多芬音乐不同凡响的特点是“动的力量和节奏”,贝多芬的成功也离不开“力”——意志力!傅聪说,爸爸教诲他“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做艺术家首先要像贝多芬一样做人。在傅雷的笔下,贝多芬才是完整的,不仅仅因为他的音乐才华,更多的是他的人格力量,这才是我们在贝多芬死忌190周年纪念他的真正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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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贝多芬 傅雷
责任编辑:陈慧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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