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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党员父亲

父亲去世两年了。作为曾经的老党员,老生产队长,他对党一片忠诚,满腔热枕地工作,直至他双目失明。晚年他躺在床上需要人照顾,每天还通过听收音机来关心国家大事,家里的大事小情还要发表发表意见。他没有退休金,却时常催促我们替他按时缴纳党费。谁要是和他说 ,“这么大年纪了,你又没钱拿,就不要再缴了,又不缺你一个党员!”,他会愤怒,甚至发火。大前年,他88岁高龄时也如此。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消息不时传来,曾历经如皋两次解放的平民百姓,搞不清楚情况,心里害怕,而我父亲却在那时入了党,并成为如城宏坝大队8队队长,那年他23岁。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队长的权力还是不小的,但我父亲就是一个一心为公的人,从来不谋私利。我们姐弟4个不仅没有沾到半点光,甚至还比别人家的小孩吃更多的苦。因为,凡是别人“关照”我们一下,都会被他严厉批评;凡是我们需要父亲的时候,他总不在我们身边。

我12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丧母之痛使我和三个姐姐哭得昏天黑地。母亲停放在家里,人没抬进田,而我父亲照样组织社员上工,一天也没歇下来,惹得我外婆家的人一肚子气。

每当骤风暴雨袭来,不管白天黑夜,父亲都要出去检查危房。有一年夏天,台风呼啸而来,天动地摇,我家房子多处漏雨,屋后的树已经倾斜,似乎要压倒在屋上,我们姐弟几个害怕得要命,而父亲在哪里呢?他正查看社员房子,组织劳力拖玉米杆,帮泥墙的社员挡住雨水,防 止墙倒。他跑了一家又一家,不顾大风和暴雨,完全忘了自家还有老人和小孩。

在我12岁那年,如城防震,家家户户人心惶惶,只要家中有线广播响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歌曲时,气氛就变得异常紧张,武装民兵紧急集结,家家户户往外撤退,搬东西、扶老携幼。一天,夜深人静,这种紧张状况出现了,父亲扔下我们,动员查看去了,我们无依无 靠,乌灯瞎火下,跌跌撞撞往外跑,年迈的奶奶在屋里怎么劝也不肯出来,说死也要死在家里,而我和姐姐们在屋外无处安生……那时我们 的无助、怨恨,甚至是绝望,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还心酸。

由于他大公无私,一视同仁,家里的亲戚都跑断了路。一次,我舅舅将在自家门口田边修剪下来的树枝捧回家,我父亲上门去要,非得他归公,结果不欢而散。原来亲戚以为他有点权,纷纷找他帮点忙,在分田、转土地工、建房等方面能照顾点,但都一无所获,个个败下阵来。 于是,有人恼羞成怒,有当面指着鼻子骂的、有睡在我家不走的、更有上房揭瓦的。别的不说,就我大姐夫而言,由于父亲不顾家,母亲又 去世早,他为我家任劳任怨,操了那么多的心,作了那么大的贡献,家里建房找我父亲协调,他就是水泼不进,要按政策办事。我姐哭诉也 没用,结果拖了6年,直到1997年政策调整了才建成。

父亲对家人是不管不问,对亲戚是违反原则的忙一点不帮,却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60年代末,为了方便群众下河挑水、洗衣洗菜,他组织人员在河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砌了水泥墩脚和大浦口,当时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引来周围村组人的羡慕和称赞。70年代末至80年代 初,翻盖泥草房子的人家逐渐多起来,他加以鼓励,忙前忙后,现场勘测、申办手续,哪家买不到砖头,他还跑到谢甸砖瓦厂打招呼。在我们生产队里,每建一间房,队里无偿安排一个小工帮忙,由主家自己挑选合适的人。从开工到结束,几个壮劳力用大车拖砖头、瓦片,搬家 具什么的,还真派上大用场。群众感谢他,可他礼一概不收,饭一顿不吃。

一直以来,粮食局、农业局以及供电局等单位总是与我们队合作试验一些项目,在他的带领下,宏坝8队成为样板队,在全大队14个生产队中数一数二,田边没草、蔬菜长得好,与西郊队农业互查常常获得好评,外县也经常有人来参观取经。父亲在职几十年,8队年年是镇先进 单位、自己年年是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每届镇人大代表。

父亲整天忙,他46岁成了鳏夫,他整天想集体的事,没精力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单身了40多年。

1982年,他因青光眼去上海开刀,医生建议他休息一年,可他不顾子女劝阻,只休息了一个月。由于没休养好,工作操劳过度,为有些事还 烦躁动怒,为以后的双目失明留下了隐患!

父亲1995才离开岗位,工作了40多年。在本组村民的眼里,他是“舅老爹”,什么事都愿意找他,因为管用!在亲戚眼里,他认理不认人, 一点不会变通,不讨人欢喜。在家人眼里,他不顾家,不近人情,好像不爱我们。其实,他就是一名基层工作人员,一名党员,有那个时代 的烙印和他做人的准则。就是公家的光不沾、集体的利益不能受损、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不能丢!

我们可能怨恨了他好多年,现在想想,在我们身边,又有几人能达到他那种精神境界?我们打心眼里还是那么佩服他。 孔山林口述 马晓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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