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家居

中共如皋市委新闻网 > 新闻频道 > 文化视线 > 正文

亲吻火苗(上)

□幼 文

读过许多写徐志摩的文章,刻入脑海中的镜头却只有一个:诗人拈着纸烟向朋友借火,幽幽的火苗后的他,幽幽地说:“Kissing the fire(亲吻火苗)。”只这一景一句,《翡冷翠的一夜》的作者就出现在面前了。

诗人旧友梁遇春在“悼徐志摩的热潮已经冷下去”时写下这一幕。据叶公超回忆,梁遇春最初写了两三千字的悼念文章,之后又重写了两遍。如今读者看到的、被废名誉为梁遇春短暂一生“最完美文字”的《Kissing the fire》一文,只有三段又一句,是梁遇春遗著《泪与笑》中篇幅最短的作品。我们不知道作者删去了多少记忆中的镜头,但他最终选择的“亲吻火苗”,无疑是志摩创作人生的最好象征。在此之后也不必再写什么,只要一句:“这一回在半空中他对于人世的火焰作最后的一吻了。”

我爱梁遇春的文章,就因为“亲吻火苗”。写人是最难的事。散文家没有小说家的篇幅优势,也不能“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鲁迅语),而要三言两语让一个人物如在读者眼前。如果描写对象本身就很复杂,名家也只能却步。废名在《〈泪与笑〉序》中拉拉杂杂说了许多“轱辘话”,最后既没有让梁遇春跃然纸上,也没能让梁遇春的散文不言自明。

废名是高手,但当时作家写人前先“自说自话”的时弊,他也没能避免。翻开赵景深的《文坛忆旧》,类似情况比比皆是,有些篇目如《郁达夫》,精华只在最后几段。王统照写老舍和闻一多,开头先写五百字杂感,虽不是无病呻吟,但与后文并无密切联系,只能让读者生疑。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新文学老人或因记忆力衰退,作悼念文章时往往写一大段个人近况,再简略写上几句回忆和悼念的话完稿。王统照的杂感是作家对特殊时代的抒情,“个人近况”式悼文只是“没话找话”而已。

除了“自说自话”,一些作家写人遵循“三段论”,先概述自己对人物的主观印象,再举例,最后总结。王统照的散文如林语堂的小说,人物出场第一段先交代其性格,然后“试举几个例子以证”,于是丰富的细节在机械的编排下显得生气不足。李健吾写林徽因,先抒发自己对林徽因身体状况的担忧,之后却回归“三段论”,开头也就了无新意了。田仲济写黄药眠,开篇说“药眠的道德文章,是有口皆碑的”,原因呢?文章接着写道: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港访问,酝酿团长,唐弢说了一句“黄老德高望重”,全体团员都表示赞同。于是“道德”写完了。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证明黄药眠道德的例子,放在开头做引子倒是好看。

这里又见梁遇春的高明之处。《Kissing the Fire》开头第一句是:“回想起志摩先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那双银灰色的眸子”,接着用对“银灰色眸子”的解释将志摩的气质比之古希腊雕塑,多漂亮!散文、小说、绘画三绝的倪贻德也有出色表现,他写关良的长文第一段就说:“春天,接到了从南方寄来的关良的信,和我谈了许多关于艺术方面的问题。他说我们在绘画上走来走去总跳不出这个圈子,很感觉沉闷,总想画出一点新鲜的东西来。”看似平淡,却道出了关良在艺术上的创新、探索精神。和李健吾的“逢人就打听林徽因女士的消息”相比,直入主题,每一笔都在丰满人物,确是画家风格。

“自说自话”也罢,“三段论”也罢,问题都在于不符合读者的需求。读者要的是活生生的故事,而不是一堆无关的感想或主观的形容词。但故事也需要取舍,写人散文不是“年谱长编”。同代人悼念志摩的文章至少爆出了几百件诗人轶事,都不如梁遇春只写一个“亲吻火苗”。与徐志摩类似,诗人李白凤做派摩登、行事浪漫,不是一个好写的人物。同为诗人的吴奔星有《不遇——忆诗人李白凤》一文,就抓住了最令人神往的细节:

“那时我在北平主编《小雅》诗刊,有一天忽然接到从遥远的湘西——大概是芷江来的一封信,附了几首诗,并且夹着一片冬青的叶子,上面有四个字‘愿结永好’,是用毛笔写的,字迹清秀,莫辨性别。”

再举反面例子。四十年代末天津《大公报》上有一系列“文坛人物”随笔,作者“白炯”是丁易的夫人白鸿。这些文章细节丰富,但读起来却总感觉少了什么。作者罗列的故事只能告诉我们:叶圣陶在成都文协是老成持重的,黄药眠是老成持重的,熊佛西还是老成持重的,他们的特点呢?

如皋市文化广播电视传媒集团、中共如皋市委新闻网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

相关阅读
责任编辑:lunan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