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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与伦理(下)

□赵 园

我们的古人尽管没有近代意义上的“隐私”观念,却有无处不在的内外区隔。家庭空间中,夫妇所处的“内室”,是他人不宜随意进入的。流传至今的士大夫文集,涉及私密的方面,表述通常节制谨慎。女性的处境,往往只能由悼念亡妇的文字约略窥见一二。但也有较为直接的描述,即如我在《家人父子》中引用的叶绍袁的文字。另如冒襄文集中涉及其家庭关系的篇章。冒襄写其父(母)子兄弟,有撕心裂肺之痛。你能想象《影梅庵忆语》作者、似乎一味浪漫、过着神仙生活的大名士冒辟疆,竟有这样的人伦缺陷?人伦之殇不止在古人的生活中。稍稍留意一下当下电视台的法制类节目,为了争产而兄弟反目,祖孙成仇,家人父子对簿公堂——与古人何尝相远?

近年来伦理剧流行。《中国式离婚》外,还有《中国式关系》,题目越做越大。这里的“中国式”是有待解释的,有待追本溯源。如果这样做了,就是另一种“寻根”。较之1985年几位作家发起的“寻根”,这个“根”或许更有根源性。你的确不难发现虽已进入了21世纪,随处仍然上演着古老的伦理故事的现代版。由社会的某些面相看,中国还相当古老。王安忆写过一篇《大刘庄》。那个庄子离我们并不遥远。

至于我自己在学术研究中处理的,只是某个具体时段、特定人群与家族与父子、夫妇、兄弟有关的经验。比如现代史上的知识人,再如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对于我的论述,不但宗族史,而且婚姻史、妇女史,都属于相关论域。相关论域甚至不限于此,问题是你有怎样的视野与知识准备。

1990年代后国内的宗族史著作,挑战已成“常识”的见解,由我所属专业看来,有对话中国现代文学的潜在语义。即如在如下方面,关于大家族/小家庭。宗族史专家认为,即使古代中国,“大家庭在全国总户数中的比例并不大”,“全国绝大多数的家庭仍是数口之家的个体小家庭,而不是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所谓的“核心家庭”(父、子)、“主干家庭”(祖、父、己),自古至今,并没有大的变动。“共祖家庭”,由明清到近代已然稀有。“累世同居”,即使在古代也属特例,虽受到帝王的表彰却难以推广。其间的道理,仅凭我们的个人经验不能知晓。我们却有可能受到文学艺术的诱导,关于古代社会另有想象。这里有文学影响于历史认知的例子。五四新文学中的大家庭、大家族,与作者的个人经验有关,却被作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制”的形象教材。

鲁迅1919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我们现代怎样做父亲》。我的兴趣,在具体地了解我们的古人怎样做父亲,怎样做儿子,以及怎样处夫妇、兄弟。仅据《周礼》自然是远远不够的。区分伦理观念与伦理实践,一个具体知识人的言说与践履,即使没有怎样的方法论的意义,也可以是有关考察的基本路径。“体贴人情”是一种能力,尤其应当为文学研究者所具备。人伦即检验此种能力的对象。设身处地,由己及人,即不难有“同理心”。“体贴”,才能由文字(或许只是极有限的文字)间读出人情,读出人的世界。

关于知识人参与的乡村治理

我的学术研究,始终围绕知识人进行,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人,明清之际的知识人。在这篇讲稿所设的方向上,也就尤为关注知识人在宗族组织中扮演的角色。

关于乡绅的乡村治理,宋代蓝田吕氏(吕大防、吕大临)的乡约,长期以来被作为范本。在此之后尚有王阳明的《南赣乡约》。明代著名的王学知识人中,王艮、刘宗周也曾推行乡约。士大夫的乡村治理,具体包括了整顿宗族,设族长、立宗祠、拟乡约、撰族谱、置祭田、义田等等,旨在睦族、善俗、济贫,达到“尊祖、敬宗、收族”的目标。顾炎武认为收族之法可补“王政”之未及,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说经》)。这也属于士大夫世代相承的理想。此外,作为“地方自治”的一部分,乡村的“自组织”,通常由士大夫倡首,任组织之责。

崇祯年间明亡前夕东南大儒刘宗周的整顿宗族,就包括了辑《宗约》,置祭产、义田,建社仓,族修谱,可以归为台湾学者王汎森所说的士大夫的“下层经世”(即王朝政治外的政治实践)。刘宗周以上述行动回应动荡时世,试图收拾人心。刘氏当其时领袖人伦,他的活动无疑有示范作用。

至于士大夫“收族”中的流弊与时间中的变质,仅据经验也不难想见。明代士人、文人因居乡豪横而招致物议的,就颇有其人。明代万历年间的“董氏之变”,就由董其昌家族激成。明末风起云涌的民变、奴变,固然属于“官逼民反”,造反农民(尤其佃、仆)的当面之敌,往往就是欺压他们的豪绅。在这种时候,刘宗周、张履祥这样的知识精英不足以转移风气。士大夫本来就良莠不齐。乡绅所起的作用也人各不同。从来有横行乡里、纵容豪奴恶仆鱼肉百姓的乡绅,有强宗巨族交结官府、欺压百姓,也有如刘宗周及其门下士的主张善待佃仆,祁彪佳、冒襄的从事赈济,施药施粥,灾荒年景活人无数。现代史上不是也有投身抗日战争的乡绅,参加边区政权的“开明士绅”?一些士大夫超越自身利益、“民胞物与”的情怀不是虚构,“阶级”、“阶级利益”同样不是虚构。在这里应当避免的,毋宁说是一概之论。

无论对于古代中国的宗族还是乡绅,都应持分析的态度。我不认为古代传统的宗族文化可以直接用来作为正俗的药方。修复遭到破坏的社会伦理而征用传统资源,务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现代中国,公序良俗的建立,仍然有赖于现代的民主与法制。

家族与当代中国

乡村社会家庭、家族关系最剧烈的变动,发生在1949年之后。在我看来,无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乡村改造还是政治运动,对于古老宗族的冲击,力度均不能及近三四十年的农民进城、乡村的城镇化。农民进城、乡村的城镇化,正在重塑中国乡村以至城乡关系。中国的农村社会正在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无论家庭家族、邻里乡党,普遍伦理状况与伦理意识的改变都像是不可逆转。这种变化势必影响深远,是20世纪、21世纪之交发生在中国社会深层的最深刻变化之一,其意义值得高度关注。由此看上去,五四“反传统”的实际影响,实在是被大大地高估了。

一项研究的“问题意识”,可以是“压在纸背”的,不一定明确标出。但有此意识与无此意识是不同的。应当承认,考察伦理问题,即使以明清之际士人的文字为材料,我的问题意识也仍然更与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的伦理变动有关。

我曾请当代文学评论家开过与“家族”有关的文学作品书单: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家族》、周大新的《第二十幕》、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还有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过了这些年,上述书单想必需要重拟。我自己已经没有精力从事这项研究,书单或许可供年轻的研究者参考。写家族的小说,未必能称“家族小说”,但小说中的家族是个好的研究题目,相信仍然有一些面向未被打开。研究文学中的家族,或可参考杜正胜的《传统家族试论》(收入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钱杭的《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我自己并不因读了几本宗族史方面的论著,就自以为补了知识方面的缺,却满怀了正是知识方面的好奇心。《读书》杂志多年前曾经设过一个栏目,“文本内外”,却因稿源缺乏而无以为继。希望年轻学人能关注“家族文学”文本外的广阔世界,文学研究宽广无边的“相关论域”。我自己却只能止于感叹,并没有打通“内外”的计划。期待我的年轻同行重访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访1930-70年代文学,或许能有新的发现。

2015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小书《家人父子》,或许是我“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收官之作。这不是说,我将从此由这一时段抽身。事实是,无论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是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都已成为我的人生的一部分,不再能剥离。我仍然会时时反顾,只不过较为系统、学术的考察,就此结束。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已有100年。无论对于新文化运动,还是对于这一运动所冲击的传统文化,都是重新研究和评估的时机。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建设新文化、推进文明进步的条件。这也是考察从古至今的家族伦理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当代学者,河南尉氏人,1945年出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师从王瑶先生。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早先主要关注领域为现代文学,而后转向明清之际士人的研究。著有《北京:城与人》《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以及散文集《独语》《红之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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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天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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