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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投稿史

□陈根生

我的第一份稿子是在郜家巷李家老大门里写出来一个人悄悄投在路边邮箱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给报刊投稿是免费的,只需在信封上写“稿件”二字是不用贴邮票的。八十年代需贴邮票了,也仅三分钱。再后来贴八分邮票,跟信件一个价;再后来按重量计价。以上这一切母亲最熟悉不过。因为我的买邮票、寄稿子、拿稿费这一条龙基本上由母亲一手操作。起始人家问:“老太太,你这条儿哪儿拾的?母亲大声答:”这是我儿子的稿费,我这有身份证!“后来渐渐地邮局的人都认识她老人家了。

2003年母亲去世时她的拎包里还有替我买的几张邮票,因为印着母亲的手温,如今成了我珍藏的一级文物。

我的投稿史区区50年,却跨越两个时代。一个是传统手写,一个是电子传媒。很长一段时间,300字或400字的格子纸是我的最爱,我用蓝色复写纸衬着一复三。纸面整洁能引起编辑老师的好感,而字迹潦草则自动降分。年轻时起早带晚是家常便饭,深夜院子里静悄悄的,煤油灯是我的忠诚伙伴,有时还唤来一窗清风明月……

有两篇万字论文是我的大女儿用打字机替我打出来的。先打后印,整齐的宋体字看起来很舒服。在电脑出现之前是很先进的。

一般人都以为在省重点中学工作负担会轻松些。恰恰相反,我做班主任时教两班语文,不做班主任时还是语文两个班加一个语文教研组长,一个工会小组长,还抓全校文学社。于是温暖的援手纷纷向我伸过来了。

前些时我翻出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满满的都是我有意珍藏的手写稿,看着看着,熟悉的字迹熟悉的故人一一涌上心头。有好几位学生替我抄过稿子,字迹隽秀的是黄玉良。他是班上的“老黄牛”,吃苦耐劳,勤勤恳恳,他后来做了领导。

同仁中有好几位替我抄过稿子,抄得最多而且字迹最漂亮的是蒋森和老师,一位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生阴差阳错地来到我校教语文。他的认真细致令人钦佩。他的热忱敦厚令人难忘,我有时买包烟作为酬谢塞在他袋里也要反复推辞。他意外去世后我写过两篇文章怀念他,有一篇题名为《一堂泪水濡湿的作文评讲课》还较有影响。

替我抄过稿子的竟然还有我的两位老师,一位汪涤尘先生,初一时教过我外语、体育,我们背地里叫他“老菩萨”,还有一位郑明公先生,我是学生时他就在教务室刻钢板,我后来做老师了他还在教务室刻钢板。两位先生还在学生我这里留有墨宝,该是多么珍贵的缘分。

在一般人看来写稿就是为了人民币,其实也不尽然。没有人民币,稿子还不照样写?

196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我写的如皋中学学生下乡拾麦、给农民背纤拉船等三个小故事,一分钱没有,寄来几枚毛主席像章。我得到一枚,小小的,很精致。1974年我在《文物》《革命文物》发表了介绍鲁迅翻译《小约翰》、写作《中国矿产志》等文字,编辑部给我寄来几本杂志、几本稿纸,也是一分钱没有。

还有倒贴的情况。我为了研究鲁迅与日本青年增田涉的师生情谊,如中、如师两家图书馆都没有资料,于是只得烦请扬州大学外语系主任康明强(在如中读书时他低我一届)从他们学校图书馆以他的名义借出有关资料挂号寄给我,我很快读完抄下有关文字再挂号寄还他,如此者三。最后我写成一篇较有影响的论文《一首感人肺腑的中日人民友谊之歌》发表在《文物》杂志上,稿费还是零发放。我这不都需要倒贴人民币?可叹明强兄英年早逝,他的爽朗响亮的音容笑貌还常浮上心头!

但写稿白干活毕竟不是正常思维,改革开放的东风一吹,稿费也来了。

1978年,广东华南师大《新教育》杂志发表我写的一篇《周总理鼓励学外语》,编辑部寄来三元人民币,让我惊喜了一个下午。不久,广西《中学语文参考资料》杂志(后改《中学文科》)又寄来1.5元人民币。数字小得可怜,意义却大得令人喜出望外。人们由此看到了希望,翘首以盼恢复稿酬制度已经听见“楼板响”,“人下楼”指日可待了。

当神奇的电脑这边一按键千里之外立刻收到稿件的高科技时代,把我们老人抛在后面时,天无绝人之路,郭祥贵老师夫妇又赶忙上来拉了我一把,使我的投稿史得以延续并且与时俱进掀开了新的一页。

我的一部投稿史经济收入实在让人齿冷,1991年我出了一本《鲁迅——伟大的教育家》,那可是向全国图书最高奖“金钥匙奖”冲刺的推荐入围图书啊,300本样书是全部收入。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写稿人的追求和境界决不在此。拿我来说,我更看重从中收获了丰厚的亲情,众多的友情,以及一般老师难有的经历……而且更重要的使我的平凡一生变得活色生香,充实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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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天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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