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家具

中共如皋市委新闻网 > 新闻频道 > 文化视线 > 正文

家族与伦理(上)

□赵 园

QQ图片20170905151517

赵园先生近照

人伦,构成了我们生活世界的主要部分。在拙作《家人父子》问世后,我仍然在这一方向上积累,比如关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家人父子,当代史、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家人父子。这属于那种不能穷尽的题目。你可以在这一方向上一直做下去。当然,我自己精力已衰,即使仍在积累,也不一定——或者一定不——做下去了。一定会有年轻学人致力于这一方向,继续掘进,而且比我做得深入。

说“贯穿”,当然是由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起始。在我的第一本所谓的“专著”《艰难的选择》中,就有如下题目:《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高觉新型”》《“五四”时期小说中的婚姻爱情问题》等。九十年代初进入明清之际的研究,又讨论了那一时期士大夫的处君臣(《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下编第五章),处兄弟、朋友(《易堂寻踪》、《乱世友道》),处师弟子(《刘门师弟子》、《续编》上编第四章《师道与师门》),直至《家人父子》讨论父子、夫妇这古人所说“五伦”中属于家庭伦理的最重要的两伦。这种持续自然因为作为人文学者,我的对象世界首先是人与其世界;而人伦中有更具体、感性,更与个体经验紧密相连的“人的世界”。

关于宗族

宗族史应当是史学的一个分支。考虑到“宗族”一词曾经有过的敏感性,这一学科的兴起是在“文革”后,赖有“改革开放”提供的条件。

几十年间,中国的宗族史专家在这一方向上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我自己对家庭伦理的考察,也受到他们相关著述的启发。冯尔康在《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中说,“家族是古代社会的基础,实系国家的缩影,原来是家国一体,后来分离,家族仍然起着基础性社会单元的作用;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或曰核心部分。”台湾学者杜正胜在《中国式家庭与社会》的《导言》中有如下表述:“关于社会结构,我们认为家庭家族和邻里乡党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两环,前者属于血缘的联系,后者属于地缘。但血缘和地缘在中国基层社会中又有某种程度的覆合”、“由家而族,由族而乡党,有时是血缘一脉贯注的。”关于“家庭/家族”,杜正胜的界定是:“凡同居或共财的称为‘家庭’,五服之内的成员称为‘家族’,五服以外的共祖族人成为‘宗族’。”(语见收入同书的杜氏所撰《编户齐民》)

上世纪六十年代,宗族问题的复杂性曾被遮蔽。即如虽家族间不平等,家族内部却有可能族众平等。“在家族内部,辈分平等、嫡庶相同的男性成员,在名义上是平等的,是同一个祖先的子孙,在祠堂里有同等发言权,决定族中共同问题时,有同等表决权”(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当然,对此不宜想象过度。族内“平等”与否,因家族而异,不便作一概之论。

宗族组织在传统社会确有过正面的功能。即如以族田、义庄赈济贫弱,以义学使族内贫寒子弟受到教育,另如平世守望相助,动荡时世则捍卫乡邦。宗族组织,有社会责任心的士大夫,还从事过其他民间的慈善活动,养济老、残,收养弃婴,修桥铺路,战争或灾荒中掩埋尸骨(掩骼),等等。凡此,都在实际上成为了国家行政力量的重要补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尤其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对宗族的认知发生重要变动。有学人批评以往的宗族研究“不重视宗族本身的结构和意义,只重视宗族的阶级属性和外在功能,对宗族内部关系和宗族社会功能的批判,过于意识形态化,未给予必要的同情式理解”(钱航《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引言》)。宗族史研究也“一改强调宗族政治功能的研究状况,关注宗族的社会功能,探讨宗族与经济的关系,视角也从宗族公产的阶级性定位移至族内经济互助作用方面”(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但在我看来,由阶级斗争式地打击“宗族势力”,到为了修复乡村伦理而不加分析地征用传统资源,这种两极间的摆荡,并不利于新农村的建设。

宗族史专家告诉我们,“汉语‘大家庭’也可作‘家族’解,但在多数情况下,汉语‘家族’是指由一个以上的‘小家庭’(甚至包括各种后现代家庭形式)构成之聚集体……”、“家庭与家族在构成原则及其类型上是可以加以区别的。”(钱杭《宗族的世系学研究》)中国读者熟悉的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写的就是“大家庭”或曰“家族”。《激流》三部曲与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无论规模还是与时代的关系,都称得上那一时代的“大河文学”。当代文学类似题材的作品,规模与格局未见得过之,只不过艺术上更求精进罢了。

宗族史专家认为由专业的角度,“家族”一词的学术性低于“宗族”(钱杭《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而我正取“家族”的模糊、非严格学术性。我毕竟没有宗族研究的专业训练。不难发现,文学作者通常也更倾向于使用“家族”而非“宗族”,或许也因后者界定严格,是较之“家族”的大词,而“家族”更与作品内容“体量”相称。

中国的“宗族”“家族”,一向被认为传统文化的渊薮,尤其汉族聚居区,又尤其农村。“家族”(“大家庭”)是天然的文学题材,无论中外。即如一度热播的英剧《唐顿庄园》。以大家庭结构作品,有可能达到历史的纵深,也便于铺陈复杂的人际关系,经由人物伸展触角,编织社会的“缩图”、模型。“家族”的确也是窥看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演变的极佳窗口。一个世纪的家族史,其间极富戏剧性的变动,大有产生鸿篇巨制的可能。

宗族史考察宗族的结构,宗族组织的功能,小说则必须面对具体家庭的日常生活,“家人父子”的日常相对,柴米油盐、鸡零狗碎;即使“历史小说”,也必得将文献还原为曾经的人的生活。沈从文以水面水下作比喻。人伦,或许是“历史长河”中变化缓慢的部分。家族、宗族既在水面上也在水下,深水区,甚至水底,水中的沉积物,地质构造中的沉积层。写发生在水下、深水、水底的故事,小说独擅胜场,不可取代。八十年代至今小说中的家族,尤其小说中乡村的家族,在我看来,足以补社会学研究之缺而有余。由我的专业背景看,近年来家族小说的兴盛,像是对五四新文学的隔代回应,作者的情怀却大有不同。无论由家族展开当代史叙述,还是追怀一种消逝中的文化,“家族”都不再是仅仅具有负面意义的符号。我注意到近年来又有修族谱、家谱的风气。修谱无疑有利于存史,尤其存地方文献,却有必要避免“攀附”的陋习。乡约、村规之类,也应当排除不适应新的社会规范的内容。

宗族史作为学科,近几十年显然经历了起伏。你不难感到相关的知识领域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尽管佩服宗族史的研究著作,对史学、社会学的工作方式,我仍然会心存疑虑。即如“田野调查”“抽样分析”。对于宗族的价值重估,意义的重新厘定,未见得也不会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袪蔽而又有新的遮蔽。

回头看我自己写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地之子》,有“农民文化”之目,对“宗族”却全无涉及——也缘于视野中的盲点。“农村题材”的小说,由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四十年代的根据地文学,到五六十年代写土改、合作化的小说,到八十年代后的《古船》《白鹿原》、贾平凹、阎连科、刘庆邦、李佩甫等等,清理其间演变的轨迹,有足够大的挑战性。对同一时段的不同叙述,不能仅仅以作者是否在“现场”解释(顺便说一句,“现场”的说法近年来被滥用了)。边界相对固定的“现代文学”,面对持续延伸中的“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现实处境,不能不面对。直面历史,正视现当代文学的不同叙事,是否也可以归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有必要遵循的工作伦理?

家族伦理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五章的标题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这是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著名论断。古代中国有所谓的“五伦”。五伦,囊括了被古代中国人认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家庭伦理,五伦有其三,即父子、夫妇、兄弟。古人所谓的“人伦日用”,是不限于古代、也不限于中国的社会生活的“基本面”。我们曾经对如下经典论断耳熟能详,即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父子、夫妇、兄弟系于血缘(所谓“血亲”),较之君臣,也较之朋友、师弟子(师弟子不在五伦之内,却是士大夫重要的社会关系),作为关系被认为更“天然”。只有经由上述“关系”,士大夫的生活世界才有可能向你打开。

《易·家人》卦《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这种传统观念已不便全盘接受,但影响犹在。男主外、女主内,早已被摒弃。但家国关系,谁又能说没有道理?

近年来有一种将传统文化诗意化的倾向。对此我大有保留。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冲击的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黑暗面,绝非虚构。新文学中家族的压抑性,是那一代知识人切身体验到的。巴金确有一位高觉新式的兄长,只是不叫高觉新而已。对于学术研究,我不大能欣赏轻言“颠覆”,不大能欣赏以“立异”为动机的“研究”。呈现差异以丰富对历史生活的了解,永远必要。那不是简单径直的“颠覆”所能达到的。有人试图否认古代中国的男女不平等;认为即使有对于女性的压抑,也没有如是之甚。以中国之大,历史之悠久,找到任何个例,或定向搜集任何一组材料以支持一种判断,都不困难。但仍然有“基本判断”,不那么容易推翻。

(作者系当代学者,河南尉氏人,1945年出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师从王瑶先生。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早先主要关注领域为现代文学,而后转向明清之际士人的研究。著有《北京:城与人》《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以及散文集《独语》《红之羽》等)

如皋市文化广播电视传媒集团、中共如皋市委新闻网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

相关阅读
关键词: 宗族 家族 宗族史
责任编辑:邓天伟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