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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四军建军八十五周年:红十四军的革命探索

红十四军的革命探索
——纪念红十四军建军八十五周年

JPD_0307

□刘聪泉

  2009年,本人受命策划红十四军主题公园创意方案,负责起草红十四军纪念馆文字稿本,2010年又具体承担了红十四军纪念馆的布馆设计和施工指挥。在此期间,深受红军英烈事迹之感动,常常夜不成寐,思绪万千。因本人对中国近现代史较为熟谙,故对红十四军在政权建设、土地改革、游击方针等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尤为关注,由衷感叹红十四军领导者的创见与胆识。2011年又应市纪委的要求,在纪念馆中专门增加了有关红十四军党风军纪、反腐倡廉方面的内容,对红十四军领导者的崇高与坚定又油然生出钦敬之心。值此红十四军建军八十五周年暨红十四军纪念馆开馆五周年之际,草成此文,以为纪念。

  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动员农民群众起来支持革命,没有巩固的红色政权依托就不可能进行胜利的军事斗争,没有正确的游击战争策略就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没有严明的党风军纪就不可能组建起一支强大的红军部队,这四个问题相辅相成,红十四军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一、红十四军的土改探索

  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还是抗战时为了联合抗日而改成的“减租减息”,或者是抗战胜利后再实行的没收地主土地,土地政策始终是农民革命的动力所在,这也是本人关注红十四军土地政策的重要原因。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制定过《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演进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贫农,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和劳力,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

  “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是红十四军的一项重大任务。1929年曾经有过春荒斗争和秋收斗争,红军就是在支持农民分田、分粮的斗争中得到壮大。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继续推进土地革命。1930年2月《游击战争行动大纲》中明确指出“占领一地以后,我们的工作便是,由革命委员会召集广大的群众集会,通过新的法令,毁灭一切封建的契约,没收地主土地,没收钱庄及粮食,分配给农民和工人”。5月18日,通海特委颁布了《暂行土地法解释书》: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根本改革土地关系”,让广大贫农群众获得真正解放。如皋先在六甲试行分配土地,五月,江安、卢港、石庄、镇涛所属各村都成立了土地委员会,调查田亩,烧毁地主的田契、租簿,按照当地每人平均土地面积,将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关于红十四军的土地政策,有三个问题需要进行探讨。其一,1930年5月20至23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土地暂行法》(正式通过则是在9月12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而通海特委的《暂行土地法解释书》是在三、五天前颁布的,那么,通海特委所解释的《暂行土地法》就不可能是上海苏代会通过的,而是通海特委早已制定的,这个事情就非同小可了。其二,红十四军的土地政策既借鉴了井冈山地区的土地政策,如“土地所有权归苏维埃,农民只有使用权”“以乡为单位分配”“以劳动力和人口为依据分配土地”“禁止土地买卖”。但红十四军又结合通海地区实际,有自己的思考。如没有采用《井冈山土地法》中的“没收一切土地”,而是“没收地主土地”;又如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办法,地主土地归原有雇农,这个办法简便可行;再如井冈山地区土地税最高为百分之十五,而红十四军实行百分之三十的税率,从正面讲,是有力地支援了苏区建设。其三,红十四军初期的富农政策是冷静的。对富农的土地,红十四军认为:“富农能遵守劳动法令,能不危害革命利益,自可不必没收”,所以,《暂行土地法解释书》用了“没收反革命的土地”这样精准的概念。在其后上海苏代会《土地暂行法》中也是这样表述的:即“没收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在当时江苏省委“肃清富农路线”的要求下,能够继续贯彻中共“六大”关于“中立富农”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后来受共产国际反富农政策的影响,土地改革中犯下了“左”倾错误(如七溪区一次万人大会杀掉富农50多人),最终削弱了红军和苏维埃的社会基础。

  二、红十四军的政权探索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1927年9月开始,中共中央将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井冈山进行了这一政权建设的有益探索。1928年1月,江苏省委《江苏各县暴动计划》一再强调,暴动的目的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值得称赞的是,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的领导人认识到了政权建设的重要性。3月,红十四军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十大政纲》,宣告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其中明确提出“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于是,江海平原的红色武装斗争从单一的经济斗争再发展为建立政权的政治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红十四军的“十大政纲”与中共“六大”通过的“十大政纲”在文字表述上略有不同,一是将“六大”提出的“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改为“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二是将“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改为“没收帝国主义者在华的工厂企业和银行”;三是将“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改为“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国民党政府”;四是将“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改为“建立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议政权”;五是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改为“取消军阀在地方强征的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认真推敲这些文字的变动,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在政权建设上的理论思考似乎更准确、更完善、更成熟。

  泰兴古溪、姜堰蒋垛率先成立了区乡苏维埃,如皋西部地区紧随其后,并且在这一轮革命热潮中走在了全省前列。1930年5月,于如皋西乡贲家巷建立了江苏省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如皋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分别由工人代表2人、农民代表3人、红军士兵代表2人组成。下辖江安、卢港、石庄、镇涛和六甲、朝阳、陈堡、鄂埭等等区乡苏维埃。刘瑞龙在《巡视通海东区的报告》中作了如下叙述:“各区马上开始分别召集群众大会成立各区的工农革命委员会,开始成立各区村苏维埃,调查户口和土地,按群众数目由群众推举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区代表大会的代表,召集代表大会,成立乡苏维埃和区苏维埃,领导深入群众斗争。”广大贫苦农民所理解的苏维埃,就是共产党的政府和“埃(我)政府”,组织领导土地改革,确保工农兵当家做主。这个在中国革命史上存续了整整十年的苏维埃,的确曾是农民最喜欢的政府。

  为了巩固政权,通海特委与红十四军在根据地创造性地组织了红军的别动队、赤卫队,积极地建立团的工作,组织妇女群众和少年先锋队投身于土地革命。群众斗争的广泛开展,有力地巩固了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有力地支持了红十四军的武装斗争。

  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创立的“如皋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和井冈山地区的苏维埃在成份、区位、影响等方面有所差异。其一,井冈山地区人员的组成复杂,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部队,有安源等地的工人和湘赣地区的农民,还有占山为王的武装和国民党军的俘虏,苏维埃的构成需要兼顾各方代表性。而如皋一地并没有产业工人,士兵就是农民,“如皋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的组成,说到底都是农民代表,因此更容易形成符合农民意愿的统一的施政方针,这是区乡苏维埃政权领导的土地改革得以迅速实施的原因。其二,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设在上海,江苏是接受中央指示最快的地方,通海如泰地区许多工作都是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红十四军的主要领导特别是重要的政工干部,也都是中央和省委直接选派,得到上级的指导和帮助这本来是一种优势,但另一方面,“左”倾错误对“如皋苏区”的伤害比较直接和快捷,共产国际的反富农政策迅速瓦解了红色政权的阶级基础。而井冈山地区的红色政权,由于离中央较远,其受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相比而言,显然就不那么直接,程度也要轻一些。其三,井冈山地处在边远山区,国民党的势力相对薄弱,加上经济不发达,战略地位相对不重要,故便于红军和苏维埃的生存与发展。而红十四军可以说是唯一活动于敌人统治最严、势力最强的心脏地带的一支工农革命武装。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创立的苏维埃是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卧榻之侧建立的,是在周边高度白色恐怖下存在的“局部人民执政”的新政权模式。从这一点来看,“如皋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 或者说“如皋苏区”,因其震撼力更大,所以存续会更艰难,但也更具意义。

  事实上,如皋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对后来的新四军斗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940年秋,新四军东进如皋西乡,就在如皋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诞生地的附近,成立了江海平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如皋县政府。新四军一句“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这个当年的苏维埃就很快赢得了百姓的拥戴。这是如皋苏维埃的涅槃再生,是红十四军革命精神的物化传承。

  三、红十四军的军事探索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实践经验的结果,这奠定了红军游击战的基本原则。

  红十四军是一支年轻幼小的红军部队,何昆、李超时两位军长虽然皆在黄埔军校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但缺乏指挥游击战争的实战经验。不像其他地区的红军领导人,大多从领导农民暴动、创立红军武装、进行反围剿斗争中走出来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何以寡敌众,以弱胜强?井冈山的实践是最好的老师。1930年2月,李超时和刘瑞龙拟订了《游击战争行动大纲》,吸取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基本经验,结合平原地区的实际,提出战术要点:避开敌人的大部队,消灭敌人的小部队;利用各处树荫、沟港,设置疑兵,疲劳敌人而后进攻;迂迥作战,把敌人引到小路上来,然后解决它;乘敌不意,进行奇袭,同时发动农民到处响应,这些正确的游击战术,对红十四军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红十四军第一师打垮敌人八路“围剿”的战斗,是红十四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的著名战例。当时,敌军数千人在黄桥“剿共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分八路“围剿”第一师。第一师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的战术,以三个营的兵力分段围歼了敌人先头部队一个连,使各路敌人大为惊慌,不得不退回原防。这一战斗的胜利,创造了红十四军在平原地带,在全局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变全局劣势为局部优势的克敌制胜范例。

  有人说,红十四军《游击战争行动大纲》参照了《游击队怎样动作》一书。据本人查考,1930年7月底,刘伯承从苏联回国后,翻译了苏联出版的《游击队怎样动作》。因此,李超时和刘瑞龙不可能提前半年参照这一著作。《游击战争行动大纲》主要是参照中央苏区的游击战术,结合江海平原的实际制定出来的,它是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在江海平原的发展,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对以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的坚持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行了广泛的土地革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实施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开展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在战争中壮大队伍,在战争中学会战争,这才使得红十四军的前期斗争获得了迅速发展。但1930年6月以后,党内的左倾冒险计划打断了红十四军正常的军事扩张,所谓“准备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南京”,这完全是幼年红十四军力不胜任的任务,于是,红十四军组织了向金沙、黄桥等的大规模进攻,完全背离了《游击战争行动大纲》的原则,结果只能是挫败。

  四、红十四军的党建探索

  处于初创阶段的红十四军,实际兵力相当一个团,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斗争形势决定,红十四军接受通海特委的统一领导,通海特委成为确定红十四军作战方略和重大行动的主要决策者。作为江苏唯一的中央序列红军,红十四军军一级的领导由省委直接任命,但各支队(师)的负责人,则由通海特委选拔优秀党员担任的,有些重要职务则由特委同志担任。从采取重大行动的决策看,进攻老户庄,是经过红十四军军部和通海特委研究决定的;“八三”黄桥暴动,也是通海特委召集如泰红军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的;红十四军后期分为四个游击队以应形势之变,还是通海特委与军委召集会议研究决定的。这些,都体现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为了确保党的政治路线在红十四军中的统治地位,红十四军初步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各支队普遍组织了政治部,统一指挥部队中的党、团组织从事政治上的教育工作。并明确“政治部目前最主要的工作便是扩大红军、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帮助并且积极的扶助所在地的地方党部与群众团体发动群众斗争。”毛泽东“三湾改编”实行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红十四军也完全仿效。红十四军在军、支队(师)以及整编后的团,均设立政治委员一职,在大队(营)和中队(连)一级设立政治指导员一职。所谓“建立政治指导员的工作,经常在政治上教育各队完成士兵委员会的组织,自觉的服从纪律”。党支部书记就是政治指导员,这就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大大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

  随着红十四军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红十四军和地方党组织中开始出现腐败问题。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借鉴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反腐倡廉实践,像毛泽东那样,教育、惩治并重,通过枪决28团司务长、撤销腐败分子职务等等来遏制贪腐。当时着力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严格自省。1929年冬,薛衡竟曾将月饷由队长30元、士兵15元,一律改为6元。何昆军长到任后,动员大家说:“江西红军每月只有3元,我们出来干革命是为了老百姓,而且我们吃的穿的又都是老百姓的,每月有3块钱零用就行了。”在他的带领下,红军战士都自觉地只领3元。当时省委发给如皋县委的革命活动经费每月仅60元,其余要靠自行组织,但县委的经费收支每月都向省委结报,一丝不苟。如皋县委书记吴亚苏在沪遗失45元,且无确实证明,结果,自领警告处分。王玉文、韩铁心长期在沪居住,所费诸多奢华,组织上及时予以警示。二是严肃纪律。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教育,并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政治部和党团组织,还有各级士兵委员会,每天都上政治课,都进行出操训练,如有人违犯纪律,马上便会有人报告,领导上即分别进行教育和纪律制裁。陈宗恒经常教育干部要严格遵守纪律,在他的启发教育下,战士们纪律严明,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冯步洲发现有违反纪律等松散现象,立即找战士促膝谈心,耐心教导,战士深为感动,自觉地遵守纪律。1930年7、8月间,一支队个别同志闹分裂,夜里开拔,任意放枪,甚至擅自拉走一部分人枪,通海特委及时组织召开了队委会,刘瑞龙同志代表特委宣布处理决定,将为首分子开除党籍。某日,三名战士奉命暗杀反动地主未遇,顺便捉了地主家4只鸡,回来大吃一顿,如皋县委严肃批评其“土匪行为”,分别给予严重警告处分。1929年底,泰兴、如皋县委在向省委的工作报告中说,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在二十天中枪毙了19个违反红军纪律的人员,可见整肃力度之大(后来被省委批评为“恐怖纪律”)。三是严惩腐败。最突出的是对如皋县委班子中腐败分子的惩处,先是如皋县委委员苏朗如在上海将2万元购枪款挥霍,回如皋后被执行枪决。接着是县委负责经济工作的田裕盛,因贪污银元700元被执行枪决。最后是县委委员兼特务队长“破凉帽”孙盛,因居功自傲,生活腐化,拉帮结派,为非作歹,特委书记刘瑞龙亲临如皋水洞口,在万人大会上当场处决了孙盛及其死党丁侉儿。

  关于红十四军的具体军纪军规,我们手头仅有徐德在1930年9月草拟的《赤卫军条例》,但这已经是红十四军的尾声。从通海特委的一系列文件来看,红十四军前期的军纪军规肯定是存在的,而且是比较严格的,问题是当年的党建工作举措、当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当年的廉政长效措施、当年的民主监督机制都在探索之中。从刘瑞龙的《巡视东区报告》和徐德《机会主义的罪恶和血的教训》来看,红十四军后期斗争的失利,与组织涣散、纪律松施不无关系。但红十四军加强党建、整顿党风、反腐倡廉的实践,对后来苏中地区的党政军建设无疑是最宝贵的借鉴。

  五年前,本人在撰写红十四军纪念馆的结束语时,曾经将红十四军精神归纳为四句话:“富于理想,忠于人民,甘于艰辛,勇于牺牲”。在本文结束处,我想再为红十四军精神加上一句——“善于探索”!红十四军在土地改革、政权建设、军事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对党的事业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真理检验过程,都是值得我们苏区人民珍若拱璧的革命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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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邵金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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